今天有人说，编词典借用先前词典或现有词典的内容，那是很自然的事，何必视为异端，大兴问罪之师！这种观点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有根据的，起码在西方辞书史上是如此。欧洲早期的词典不少整段或整个条目照抄前人或他人的成果，当时谁也没有为此大惊小怪。李荫华先生在他的《英语词典初探》中也曾指出过这种“你抄我，我抄你”的司空见惯的现象：
“考德雷的收词主要来自爱德蒙·库特于1596年编成的英语词汇表（收录一千四百个词）。《英语词汇新世界》一书上虽然写明是菲利普斯收集资料编写成的，但许多地方却是照抄先它不久问世的布朗特的词典。而布朗特在其《难词详解》的序中，又坦率地承认该书主要是摘取前人的精粹汇编而成。再从总体来看，几乎所有这些辞书都不同程度地从十六世纪的托马斯的《拉丁语—英语词典》和弗朗西斯·霍利约克的《词源词典》等拉丁语—英语词典中汲取素材，也直接从福音书词汇注释之类的中世纪文献中取材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简直近乎剽窃。”（引述时已把所附的原文略去）
显然，如果我们对这些词典的出版日期考订不确，今天就会搞不清楚哪一位编者在辞书史上真正作出了贡献，而哪一位只是模仿者或抄袭者。当时，“李鬼”大胜“李逵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由于抄袭者在原著的基础上下了点功夫，后出的剽窃之作竟有超过原作，甚至取而代之的。幸而也有相反的清况：原著的编者尚健在人间，对自己主编的辞书不断加以修订、充实、完善，而效颦之作问世之后只是原封不动地重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“李逵”终于把“李鬼”打了下去。奥丁（C．Oudin）1607年推出的《法语与西班牙语宝库》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一个叫维克托（H．Victor）的编者抄袭了它，加上了意大利语的对译，以后便照此重印，而奥丁的词典却不断修订再版，最后令剽窃之作黯然失色，败下阵来。
当时抄袭之所以成为一种风气，大体是由于版权观念尚未形成，而且词典并非前后连贯的著述，因而易于照搬之故。想不到今天还有人视此为理所当然。辞书界的这种个别的“返祖”现象，倒也耐人寻味。力主照抄有理的人也许并不了解辞书史上曾出现过抄袭成风的情况，如果他们知道了，为剽窃行为辩护起来说不定还更振振有词呢！今天有人说，编词典借用先前词典或现有词典的内容，那是很自然的事，何必视为异端，大兴问罪之师！这种观点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有根据的，起码在西方辞书史上是如此。欧洲早期的词典不少整段或整个条目照抄前人或他人的成果，当时谁也没有为此大惊小怪。李荫华先生在他的《英语词典初探》中也曾指出过这种“你抄我，我抄你”的司空见惯的现象：
“考德雷的收词主要来自爱德蒙·库特于1596年编成的英语词汇表（收录一千四百个词）。《英语词汇新世界》一书上虽然写明是菲利普斯收集资料编写成的，但许多地方却是照抄先它不久问世的布朗特的词典。而布朗特在其《难词详解》的序中，又坦率地承认该书主要是摘取前人的精粹汇编而成。再从总体来看，几乎所有这些辞书都不同程度地从十六世纪的托马斯的《拉丁语—英语词典》和弗朗西斯·霍利约克的《词源词典》等拉丁语—英语词典中汲取素材，也直接从福音书词汇注释之类的中世纪文献中取材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简直近乎剽窃。”（引述时已把所附的原文略去）
显然，如果我们对这些词典的出版日期考订不确，今天就会搞不清楚哪一位编者在辞书史上真正作出了贡献，而哪一位只是模仿者或抄袭者。当时，“李鬼”大胜“李逵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由于抄袭者在原著的基础上下了点功夫，后出的剽窃之作竟有超过原作，甚至取而代之的。幸而也有相反的清况：原著的编者尚健在人间，对自己主编的辞书不断加以修订、充实、完善，而效颦之作问世之后只是原封不动地重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“李逵”终于把“李鬼”打了下去。奥丁（C．Oudin）1607年推出的《法语与西班牙语宝库》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一个叫维克托（H．Victor）的编者抄袭了它，加上了意大利语的对译，以后便照此重印，而奥丁的词典却不断修订再版，最后令剽窃之作黯然失色，败下阵来。
当时抄袭之所以成为一种风气，大体是由于版权观念尚未形成，而且词典并非前后连贯的著述，因而易于照搬之故。想不到今天还有人视此为理所当然。辞书界的这种个别的“返祖”现象，倒也耐人寻味。力主照抄有理的人也许并不了解辞书史上曾出现过抄袭成风的情况，如果他们知道了，为剽窃行为辩护起来说不定还更振振有词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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